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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元斌 王申成 ‖ 学雷锋活动与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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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活动与改革开放


上个世纪的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学雷锋活动历史的新时期。如何看待学雷锋活动与改革开放关系,事关学雷锋活动历史经验总结,以及未来走向与创新,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

观察梳理改革开放40年学雷锋活动的历史经验,必须与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和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必须把学雷锋活动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去把握。


一、改革开放开始和实现学雷锋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与学雷锋活动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改革开放开始和完成了学雷锋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学雷锋活动,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全局来看,雷锋精神遭受摧残,雷锋形象被扭曲,群众性学雷锋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对雷锋和雷锋精神认识的极大混乱。从个别地方来看,尽管学雷锋活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由于雷锋的事迹和雷锋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

学雷锋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干扰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尤其利用他们所把持和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不同手法,歪曲雷锋精神,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服务,使群众性学雷锋活动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一是一度造成学雷锋活动基本停滞。文化大革命”一幵始,林彪、江青等人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吹“革命造反有理”,大搞“打、砸、抢、烧、抓”,制造白色恐怖,直至挑起全面武斗。随着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各级党政机关的瘫痪,党、团组织和其它群团组织活动全面解体,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群众性学雷锋活动一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是诋毁雷锋是“黑修养”的标本、“驯服工具论”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污蔑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集中批评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媳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和“公私溶化论”。由于雷锋平时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之外,还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做加强自己党性修养和品格修养的。所以,也就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大逆不道的“黑修养”的标本和“驯服工具论”的典型而大加鞭伐。

三是歪曲雷锋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学雷锋活动没有得逞,就把学雷锋活动披上了“路线斗争的外衣”,不仅极力诋毁、歪曲、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学雷锋的题词,还极力歪曲雷锋精神,把雷锋捏造成极左的典型,说他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年代里锻炼成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制造了“白卷先生”和“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炮制了一大堆反动谬论,把雷锋说成是“反潮流、对着干”的英雄。这样就使雷锋成了“变形金刚”,致使学雷锋活动步入邪路。

四是严重地摧残和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开展学雷锋活动中所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假借革命之名发展起来的派性斗争,使无政府主义泛滥;为人民服务被说成是“抹杀了阶级界限”,讲究服务态度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埋头苦干就是“不抬头看路”,遵守纪律听党的话就是“奴隶主义”,学习业务技术就是“走白专道路”,坚持生产就是“为错误路线贴金”等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雷锋精神被诬为“保守”和“落后”;一大批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和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被指责为“路线斗争觉悟低”,被讥讽为“保皇派”,受到冷落和挖苦,甚至被挂上“黑线人物”,遭受打击和迫害。

学雷锋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摧残是全局性的,然而在此期间,基层学雷锋活动没有断线,雷锋形象依然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每年的3月5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部队中仍然坚持举行一些聚会和活动,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如1967年3月5日,沈阳军区、辽宁省抚顺市、鞍山市、湖南省长沙市等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1968年1月20日,湖南望城县隆重举行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纪念馆”开馆仪式。1969年,雷锋精神发祥地抚顺,重新扩建雷锋公园里的毛主席题词纪念碑、雷锋纪念馆和雷锋墓等。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1973年3月5日,纪念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十周年纪念活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展学雷锋活动比较重要的一年。全国各大报刊都在显著位置重新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并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和社论,介绍了各地学雷锋活动的经验和动态。如《人民日报》发表了雷锋生前所在连党支部的文章:《雷锋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新华社通讯员文章:《红小兵学雷锋》、《学雷锋为人民》、《学习雷锋当好校外辅导员》等,全民学雷锋活动在倍受扭曲和摧残的严峻形式下,仍然透露出一线生机,出现了回升和恢复的势头。但是,时隔不久“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掀起一股“反右倾回潮”的歪凤,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全民学雷锋活动再度陷入严重的困扰,滑入低谷。

改革开放实现学雷锋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覆灭,中国结束了十年内乱,这个时期的学雷锋活动经历了两年的徘徊,之后才进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阶段。这是因为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雷锋精神遭到了严重的诋毁和歪曲,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一方面也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有“左”的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口号和政策,致使在一个时期内雷锋仍然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范”来宣传,这就给恢复雷锋的本来面貌和正确认识雷锋精神的实质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使学雷锋活动从走出低谷进入新的徘徊。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描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两年的徘徊也是这种情景。对于这两年,邓小平曾有过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譬如通过对“四人帮”的揭露、批判和对其帮派体系的清查,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成果,肃清了“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也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伽锁;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思想文化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治和思想保障,为弘扬以雷锋精神为标志的社会正气,培育良好社会风气作了铺垫。

1978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是非,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作出吧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摒弃了林彪、“四人帮”违背民意,对雷锋的错误宣传,使雷锋的本来面貌得到了恢复,使雷锋精神重新放出光彩。使全民学雷锋活动回归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进入学雷锋活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阶段。

呼唤雷锋和雷锋精神的回归,学雷锋活动得到恢复。

在呼唤雷锋精神回归与学雷锋活动恢复问题上,邓小平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行政工作,于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个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故事:“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接着邓小平手指激动地比划着说道:“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邓小平的讲话道出了人们憋在心头很久的想法。据当时在场的李德生回忆,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会上提到“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故事,老同志们听了心里很沉重。当时 “四人帮”还在台上,怎么把雷锋精神发扬下去,小平同志是动了脑筋的, 他只能这样讲,好在大家都听懂了。在此,邓小平是以严肃而又不失幽默的故事形式鲜明地批评了不学雷锋精神,丢掉党和人民军队从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培育的优良作风和致胜法宝的不良现象。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目的明确,既表达了他对党政军各界的要求,即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国家大局为重,恢复党群、干群、军民的“鱼水”关系,保障安定团结局面;又寄托了他对人民的期望,即坚定立场,站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边。

1977年底,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力挽狂澜、全面纠偏。 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了教育战线和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要求把长期以来被耽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新恢复起来。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谈到了军队学雷锋的意义和方法问题:“1975年我讲过‘雷锋叔叔不在了’,‘四人帮’对此大肆攻击、污蔑,其实这不是我的话,是老百姓的话。政治工作本来是我们军队最擅长的,现在有些人到了地方却不会做政治工作。所以,军队的教育训练要为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提及雷锋,就是希望党和军队通过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来继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提高党员和军队的实践能力和道德水平。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以生动的事例批评歪曲毛泽东思想和破坏党群、军民“鱼水”关系的现象,呼唤雷锋精神回归,实际上为日后学雷锋活动恢复做了思想与舆论上的准备,为日后学雷锋活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定了调子。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传开后,人们争相传说,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许多部队接着东风重新提出了“学雷锋树新风”的口号,车站、码头、公共汽车上又出现了“雷锋”的身影。

正本清源,恢复雷锋精神本来面目,原原本本宣传雷锋事迹。

1977年3月5日,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的14周年纪念日。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第一个题词纪念日,它的各种动向带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题词,同时还发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题词。叶剑英的题词强调“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日报》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社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直接推动了全民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社论指出,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就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纠正过来,就要把他们败坏革命传统、破坏社会风气的污泥浊水扫除干净。社论列举了“四人帮”竭力破坏毛主席倡导的学习雷锋活动具体表现,要求要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革命气概,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搞彻底,对他们的罪恶活动一定要彻底查清。

社论重新明确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指出,雷锋,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一生。

社论要求各行各业要结合本职工作学雷锋,抛弃形式主义。雷锋不仅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且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们应该像雷锋同志那样,在革命的大目标下,兢兢业业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做好。

社论强调摒弃实用主义,把握学雷锋活动的目的意义。毛主席号召学习雷锋,就是要在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中,培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一代新人,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在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的日子里,“雷锋精神”的含义重新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界定,尽管这一时期,依然存有阶级斗争的印痕,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对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具有积极意义。

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坚定学雷锋的正确方向

清算“四人帮”破坏学雷锋活动任务基本完成,全民性的宣传学习雷锋活动又面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破坏的严峻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上包括党内的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理论,出现了一股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为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一些人对学雷锋活动说三道四,甚至提出了种种错误的论调。有的人提出,“雷锋精神过时了”,说什么:雷锋精神产生在60年代,已不适合80年代的现实;60年代需要的是“老黄牛”,80年代需要的是“千里马”;60年代需要的是“小草”,80年代需要的是“大树”;60年代需要的是“一块砖”,80年代需要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雷锋缺乏个性,抹杀了人的价值”。有的人认为,雷锋精神“超前”了,说什么雷锋精神作为共产主义精神“离现实太远,可望不可及”。于是,开始批判党历来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革命口号,企图用种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取代雷锋精神。还有的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人不择手段的“捞钱”行为,认为学雷锋、做好事是“吃亏”,是干了“傻事”。“过时论”、“超前论”和“吃亏论”这些错误的论调,在社会中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阻碍着宣传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坚定地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10月,党中央又明确提出在思想战线上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的问题。从1981年3月开始,各宣传单位和部门开始发表文章,奋力驳斥攻击和诋毁雷锋精神的种种陈词烂调。3月4 日,《北京日报》在其发表的署名文章文章《做80年代的雷锋》中明确提出,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青年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推波助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再论雷锋》的社论,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雷锋精神的意义。同时,发表了一位年轻作者题为《像雷锋那样为国分忧》的文章,提出要像雷锋那样奋发图强,战胜困难。3月19日,《解放军报》刊登《雷锋精神的宝贵价值》一文。3月4日和5日,《文汇报》分别发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碑》和《略论雷锋型》的文章。各报刊诸多文章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反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鼓吹者对雷锋精神的丑化和诋毁,申明了人民的正义呼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全国学雷锋活动是有过曲折、起伏的,如同任何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必然遭到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阻滞与诋毁一样,呈现其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我们党站在历史的潮头,紧紧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的同时,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害,坚持学雷锋活动的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和完成学雷锋问题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是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成功开启学雷锋活动基业上展开的,是坚持和捍卫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包含的真理性认识的结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和推进学雷锋活动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学雷锋活动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前进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改革开放之于学雷锋活动正是这样一种情景。

改革开放40年,学雷锋活动是在世情、国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给学雷锋活动注入巨大活力,也使这一活动在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考验。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和开创的学雷锋活动光荣传统,结合新实际创新学雷锋活动内容与载体;如何坚定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保障学雷锋活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频共振,同时发扬雷锋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肌体的侵蚀,坚定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等等,同样是学雷锋活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雷锋活动,不断探索回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学雷锋活动的主线。

学雷锋活动由社会动员走向制度性固化和常态化。

学雷锋活动初始阶段无论是局部地区或领域,还是走向全国,都是通过我们党领导下的各级各类组织动员推动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后继者持续不断的为雷锋题词,促进全社会对雷锋典型的高度认同。领导人如此大规模和长期地为一位普通士兵题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亦无先例,成为非常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与此相呼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有关雷锋的宣传报道接踵而至,此后每年每年的3月5日,成为事实上的“学雷锋纪念日”,它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唯一一个以普通个人为对象设立的全国性纪念日,更成为具有重要社会学意义的纪念时间。此外,报告会、动员会、经验交流会、图书出版、展览演出、扫墓、以学雷锋为主题的党团、少先队活动日等各种不不同的纪念仪式,有力的推动学雷锋活动全领域全员化覆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学雷锋活动由社会动员向制度性安排转化,体现在与转变社会风气相结合,与加强道德教育相结合,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结合。1981年1月29日,党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号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热烈响应,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同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指出“五讲四美”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同时,解放军根据部队特点,在全军开展了“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内容的文明礼貌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活动。1983年2月,党中央又批转了中宣部等24各单位联合发出的《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意见》,并于3月30日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这项活动的开展从组织上、领导上得到了保证,逐步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群众性活动,并与“全民文明礼貌月”一道催生了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城市等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的创建活动。就在这一年底,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写入了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将“五爱”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明确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成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由此全国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一年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成为继1986年《决议》之后精神文明跨世纪的行动纲领。紧接着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绵延数十年的公民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建章立制、操作实践阶段,主要以两个文件颁布为标志:其一是200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二是2004年9月由中央文明委颁布的《全国城市测评体系》,以及随后以此为标准,开展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表彰系列活动。

在改革开放剧烈社会变革时期,新旧规则嬗变,多元价值观的内在冲突无法避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极易出现迷茫与混乱,行为选择的无助与困惑,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因此会发生巨大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行为的选择,乃至造成道德混乱。而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取决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能够保证个人最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潜能并能实际的富有意义的促成个人潜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推动当下中国社会公民道德进步的重要前提。2014年新春伊始,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公布,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部分来自基层一线的军队人大代表时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雷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同一性,雷锋是核心价值观人格化的代表的紧密关系,而且,将学雷锋活动纳入核心价值观构建与培育的战略布局。随着核心价值观法制化的推进,2018年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这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软实力、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战略,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为践行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在学雷锋活动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必然提到日程。2011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这是在党的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学雷锋”常态化的要求。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中提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一要求,强调其在提升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社会习尚方面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

201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中提出九大常态化项目弘扬雷锋精神。这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新形势下感悟雷锋时代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常态化是推动学雷锋活动成为人们自觉行动、雷锋精神成为社会群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因而,近年来人们在实践中,围绕树立常态化意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展常态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来,学雷锋活动始终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与推动。然而进一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动因、手段和特征,不难看出,大体上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学雷锋活动的一般路径,可以概括为“社会动员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过程。

学雷锋活动从雷锋形象塑造走向雷锋精神的理论研究与创新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的面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伴而生。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一些消极现象泛起。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过时论”“超前论”等质疑、否定学雷锋活动的杂音出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学雷锋活动要排除干扰,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做到常学常新,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时代的要求,通过理论升华,准确把握雷锋精神本质属性和内涵,找准时代与雷锋精神的契合点,这样才能使雷锋精神始终伴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两个在全国学雷锋活动具有特殊地位的抚顺市委与长沙市委,于1989年3月3日共同举办“抚顺·长沙学雷锋理论研讨会”。与两地举办学雷锋理论研讨会相呼应, 1989年11月,《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联合在北京,联合召开“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

应该说,军地分别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是对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之久的学雷锋活动,开始进行理论梳理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此为开端,学雷锋活动从初期的宣传动员阶段——雷锋形象塑造——学雷锋活动经验总结阶段,进入到雷锋精神理论研究创新阶段。军地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围绕雷锋精神的实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倡导和学习雷锋的必要性、雷锋精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雷锋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无私奉献与按劳分配、“螺丝钉精神”和实现自我价值、新时期学雷锋的方式和方法等学雷锋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有力回击各种错误观点,廓清了迷雾,对各地学雷锋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

此后,学雷锋理论研究在各地呈现万物生长,蓬勃发展之势。1990年2月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为期3天的“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同年2月26日至31日,北京、大连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联合召开了“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几乎与此同时,2月25日至27日,由抚顺和长沙两市联合发起,在抚顺市召开了“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40个大中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9月,由共青团中央主办,抚顺团市委承办的“全国雷锋精神论辩大赛”。来自上海、河北、黑龙江、江苏、山东、解放军、辽宁、抚顺等八个省市的十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大赛设“发扬雷锋精神有助于克服商品经济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提倡螺丝钉精神无碍于个性发展”、“无私奉献与按劳取酬不相矛盾”、“中国今后还会出现‘雷锋’”、“人活着就是为了使他人生活的更美好”等5个论题。这是全国范围内就雷锋精神首次进行的正反两方面对面的论辩,是当代青年不同思想观念的一次大碰撞、一次大交锋、是对雷锋精神的一次大讨论。反映了当代青年对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认识的新视角,澄清了学雷锋遇到的某些模糊认识,对当时的学雷锋活动起到了导向和推动作用,也为今后的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在学雷锋理论研究与创新中,广大理论工作者学者围绕着“雷锋”、“雷锋精神”开展广泛研究,研究视域随着形势发展其重点也有所变化,即由雷锋形象的塑造到雷锋精神的挖掘与抽象;由雷锋言行的宣传到雷锋精神时代化的阐释;由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到雷锋精神的大众化,探索了学雷锋活动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核心、雷锋精神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雷锋精神弘扬的途径。梳理学雷锋活动的历史阶段,总结学雷锋活动的客观规律,学雷锋活动制度化与常态化,雷锋精神的时代性与大众化等诸多问题。痛击了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对雷锋等英模的诋毁抹黑,坚持和捍卫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学雷锋光荣传统。可以说,随着研究深入,关于雷锋及其精神的研究呈现出理论化、系统化、时代化、多元化等特点。

学雷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如体现《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成果的《论雷锋:1963———1990学雷锋经验与展望理论座谈会论文集》,还有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学雷锋向导》,抚顺、长沙先后共同出版的《雷锋精神永恒》、《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雷锋精神与跨世纪的中国》等书籍。其他各地也先后出版了、《雷锋新论》、《时代的强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弘扬雷锋精神》等论著。

学雷锋理论研究,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组织和阵地建设。以抚顺为例,1990年2月13日,抚顺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雷锋基金会。1990年2月21日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雷锋理论研究协会----抚顺市学雷锋研究会,同时,创办了会刊———《学雷锋论坛》。1990年7月20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雷锋典型联谊会。成立了抚顺市学雷锋典型联谊会,学雷锋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拓展了学雷锋的实践空间,把学雷锋活动引入了更为扎实、更为有成效的新境界,为学雷锋活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随着雷锋精神研究的深入,对雷锋文化现象的研究引起人们关注。1990年问世的《中国雷锋现象》论著,提出“雷锋现象”概念,为后来雷锋文化概念的形成,做了铺垫与准备。2006年3月1日,抚顺召开全国首届“雷锋文化学术研讨会”。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推出论文《雷锋文化是党和人民的选择和创造》中,第一次提出“雷锋文化”的概念,引起理论界与众多媒体的关注。对会议成果进行报道的辽沈官方媒体,也第一次在文稿中采用了“雷锋文化”新概念。 2011年6月,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委党校、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社科院、辽宁省委讲师团八家机构联合举办“辽宁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所长翟元斌递交论文《雷锋文化新视野》,获优秀论文一等奖。这是官方意识形态主管机构对雷锋文化研究成果的首次认同和公开褒奖。

雷锋文化研究与实践发展对接最鲜活的例子,是抚顺市供电公司实施“雷锋工程”。将雷锋文化融入企业管理与发展全过程全领域,带出一支向雷锋那样做人、做事的高素质职工队伍,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是实施六年之久,至今依然深化的“新时代雷锋工程”魅力所在。中宣部高度评价抚顺市供电公司实施“雷锋工程”实践,并向全国推荐他们的经验。近年来,雷锋文化话题热度不减。网页搜索雷锋文化关键词,竟达6110000之多。各地建立了诸多雷锋文化研究会、雷锋文化博物馆,出版了雷锋文化书籍和刊物。

学雷锋活动与志愿服务相结合,创造中国特色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

学雷锋活动与志愿服务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新问题。学雷锋活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雷锋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雷锋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欧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起。我国的志愿服务由于有学雷锋活动的历史铺垫,因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的战略,具有为新时期学雷锋活动打下定海神针的意义。党的十八大首次把三项主体活动并列,即把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并列,以阐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倡导学雷锋的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不竭动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强调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学雷锋志愿服务”新概念开始出现在党的文献中。

2013年12月5日、2014年1月28日、2014年3月4日、2014年5月5日,习近平分别就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大学生村官张广秀、郭明义爱心团队的情况汇报信给予了回复,信中不仅表达了对学雷锋活动、志愿服务行为的肯定和赞扬,而且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几次谈到学雷锋和志愿服务,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他继承传统、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的大视野、大思路的必然 ;是学雷锋活动时代化,志愿服务中国化,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开创新局面:其一是把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紧密结合,树立起“学雷锋志愿服务”这个闪亮的品牌。经过长期的志愿服务努力,我国在志愿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中,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有本质区别的发展道路,它不是源于宗教性的慈善服务,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点好事,它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国家现代治理结构与社会公益事业格局的高度。“学雷锋志愿服务”社会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越来越高,成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有力抓手,成为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二是制度建设不断加强。中央文明委、中央文明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比如说《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社区志愿服务方案》《志愿服务条例》。这些都为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持续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政策保障、法律保障。其三是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愿者的注册人数逐年增加,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从青年志愿者到老年志愿者,年龄层次更加丰富;从职工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到党员志愿者,人员构成更加多元;从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到群众自发建立起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力量日趋活跃。其四是志愿服务的内容日益广泛。内容项目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交通、治安、扶贫、环保等多个领域,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志愿服务越来越成为服务国家发展、满足百姓需求、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其五是全社会的志愿服务意识不断加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中国正走在快速崛起、并轨世界的道路上,首要的是文化的崛起和自信。中国传统的学雷锋活动与西方的志愿服务不是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雷锋精神对西方的志愿精神的一次全面整合,即有选择地吸纳了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适应我国国情为基本前提,对适合自身的接受、不适合的排除,整合成为学雷锋志愿服务新的文化范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学雷锋关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一代新人的战略性、方向性的社会实践,最终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学雷锋志愿服务则是在具体层面的一种展示,是学雷锋的实践载体和形式。二者是纲目关系。

习总书记讲得非常好,他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所以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既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同时更需要中华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培育中国特色的志愿精神、创造中国特色的志愿文化。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之于学雷锋活动,既是一场巨大变革而带来的挑战,同时也是时空转换带来的发展机遇,学雷锋活动在改革开放中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党的思想理论引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是学雷锋活动永不枯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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