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姓雷锋”成为现象级的道德治理品牌

抚顺创新的“百姓雷锋”评选，从2006年开始评选至今，已累计16届，评选出165名年度人物和50支“百姓雷锋”优秀团队。在抚顺乃至全省、全国享有广泛的知名度、美誉度。笔者以“百姓雷锋”为词条在国内几个具有影响力的搜索引擎上搜索，获得数据为：

百度搜索：相关词条约20,400,000条。

知网：主题词搜索45篇。

方正数据：153篇。

读秀“知识”搜索条目109 条。

百度搜索系大众通用型的搜索引擎，百姓雷锋相关词条有20,400,000条之多，足见媒体与大众的关注度。知网、方正数据，还有读秀均为专业学术研究成果的资源库，150多篇的专业文稿，也说明学界对百姓雷锋现象投入一定的热情。百姓雷锋走过十七年的历程，每年大约有十篇对之关注观察的专业论文，也是可观。各位论者的理性分析，社会大众的溢美之词，还有许多地方的仿效克隆，说明“百姓雷锋”成为现象级道德治理品牌。

二、百姓雷锋的意蕴与价值

“百姓雷锋”的众多关注度，伴随人们对“百姓雷锋”概念认知体悟的多元和庞杂。当你在抚顺随机街访“百姓雷锋”是什么的问题时，人们给出答案各种各样。

那么，“百姓雷锋”的涵义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说过，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中理解事物。追根溯源、按图索攫，反应了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法和态度，凡事都有其根本所在，抓住了根本，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对事物的认知和了解就会更深入，更具体，也更为全面科学。

回顾追溯“百姓雷锋”现象出现背景渊源，有助于了解“百姓雷锋”的本质，深刻领悟它的的根据和逻辑，把握推进“百姓雷锋”的价值坐标。

“百姓雷锋”评选始于2006年。

从宏观上说，离不开改革开放后道德榜样类型取向变化，以及现实道德生活出现新情况的历史文化背景。

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同时将每年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这就将公民道德建设提到了国家层面进行推进，也是为各地开展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中观上说，离不开抚顺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的迫切需要。

从微观上说，，得益于抚顺市文明委、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较为健全的工作机制。

那么，如何界定“百姓雷锋”？2012年11月15日，“百姓雷锋”展览馆筹备办公室，给市委宣传部的一份关于建立百姓雷锋展览馆的报告中写到：“百姓雷锋”展览馆取名是建立在对“百姓雷锋”内涵的科学理解基础上的。

“百姓雷锋”释义，有三个层次：其一、抚顺创造的学雷锋先进典型评选机制。其二、抚顺学雷锋先进典型统称。其三、融合“老百姓”与“百家姓”双重寓意，界定典型评选的群众性与多元性。

而对于建馆的理由，报告写到：抚顺创造的“百姓雷锋”评选机制，是学雷锋跃上新阶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百姓雷锋”先进事迹感动抚顺，唱响全国。二者的影响都足以建馆纪念，史镜可鉴。

2013年5月16日，百姓雷锋展览馆开馆；2013年5月，《百姓雷锋》正式创刊。

百姓雷锋展览馆开馆，展览序言和单元说明，阐释定义百姓雷锋：“抚顺是全国最早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城市，创造了靠典型引领学雷锋活动等宝贵经验。站在构建和谐社会，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抚顺结合全国开展的道德模范评选，创新性开展了“百姓雷锋”评选活动。这是继承发扬学雷锋传统，积极因应时代变化的学雷锋先进典型评选机制的重大创新。”

定义百姓雷锋是“继承发扬学雷锋传统，积极因应时代变化的学雷锋先进典型评选机制的重大创新。”，不是抚顺人的自夸，而是自信。因为，中央文明办在全国组织开展“我评议、我推荐身边好人”活动，开始于2008年。百姓雷锋评选开始于2006年。

“百姓雷锋”对普通人的道德生活影响是深刻的，对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巨大的。

“百姓雷锋”评选过程公开与开放，典型取向大众与多元，标志学雷锋活动跃入新境界----关注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百姓雷锋”评选，拉近典型与大众的距离，使典型可亲、可敬、可学，因而获得人们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

“百姓雷锋”从个体到群体，从特殊到普遍，从个别行为到社会风尚，从本质上看是百姓雷锋个体的一种道德自觉、是百姓雷锋群体的一种价值认同、是全社会的一种道德重塑。

从道德现象发展为社会现象，对抚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促进和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二、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基础。“百姓雷锋”评选提升市民道德追求，凝聚城市向心力，扩大抚顺影响，不仅是抚顺学雷锋标志品牌，也成为抚顺城市品牌，是抚顺城市的精神地标。“百姓雷锋”评选为建设“雷锋城”战略夯实基础

第三、为抚顺经济与社会发展集聚势能。

三、新时代“道德治理”背景下百姓雷锋的创新发展

百姓雷锋评选至今已经17年，在新时代大背景下观察、审视“百姓雷锋”现象，要有新认识、需求新发展。百姓雷锋是建构新时代“道德治理”的抚顺样本。

“道德治理”是我国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新理念，西方国家尚未有这种提法。2019年10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道德建设既要靠教育倡导，也要靠有效治理”，“要组织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不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总体要求为新时代公民道德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实践指南。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百姓雷锋”创新发展的路标。

“道德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了实现基本的社会道德秩序或解决突出的道德问题，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互协调、合作而形成的持续的互动管理过程"。

（一）“百姓雷锋”是道德治理价值实现的内在要求

１、百姓雷锋是道德治理的重要主体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深入改革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道德治理的方式，道德治理也由单一主体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体治理。道德治理主体包括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基层社区和公民个人四个层级，各主体相互配合解决各类问题。

百姓雷锋也是公民，本质上是普通人民的一员，理应积极参与到道德治理中。同时，百姓雷锋不是一般的治理主体，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真实性、高尚性、影响性的特征，是社会责任的守护者，因其对大众独特的感召力更容易鼓励大众参与到道德治理进程中，是道德治理的突出主体。

2、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需要百姓雷锋发挥模范作用

公民道德领域有效治理的目标是防范道德风险与增强道德力量的双重目标。防范道德风险作为公民道德有效治理的底线目标；增强道德力量作为公民道德有效治理的发展目标。

达成双重目标，社会亟需寻找到一种精神凝聚力与价值导向做支撑。百姓雷锋是先进分子，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动员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中国梦”的征程，顺利完成道德治理的任务意义重大。

其一、百姓雷锋作为模范人物本身就是道德治理的重点人群。

《纲要》强调：“公民道德建设既要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展，也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就公民道德有效治理而言，领导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公众人物是重点群体。加强公民道德领域的重点治理：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针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要面向全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之所以将其作为重点群体，固然是因为这些群体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潜在或突出的道德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诸群体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或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或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或代表着社会的未来，如果这些群体的道德状况向善向上，将会在全社会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百姓雷锋整体状况如何？“百姓雷锋”群体在贡献社会的同时，自身的提升发展也应该予以关注。

其二、百姓雷锋是道德治理价值实现的有效手段

百姓雷锋评选，属于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涵育作用范畴。带有工具手段特征。从手段性角度看，道德治理是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凭借公众的信念与习惯、传统与教育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道德观念认同过程都需要一定的载体进行，百姓雷锋是鲜活、生动的载体，可通过自身崇高的道德品质与良好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人民崇德向善。可柔性解决道德问题。

开展公民道德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人与人关系领域的人际失谐问题，人际关系出现物质化的倾向；人与社会关系领域的公共意识淡漠；人与国家关系领域的爱国意识不强；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环境道德缺位；人与网络关系领域的网络道德空场。百姓雷锋可为，更不能缺位。

（二）道德治理价值实现为百姓雷锋提供制度性支撑保障

一方面，道德治理强调道德和法律双管齐下，将部分道德要求直接体现于法律的规范中，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这一举措对百姓雷锋建设形成了一种硬性保障。譬如建立百姓雷锋的褒扬与跟踪退出机制，并落地实施。

另一方面，道德治理利用行政、舆论、教育等手段，传播先进文化，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这些举措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百姓雷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确立百姓雷锋在政治引领与四治并举的治理体系的站位

从根本上讲，新时代构建公民道德有效治理的现代模式，应在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政治引领的前提下，坚持法治、德治、自治和智治相结合，推进道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百姓雷锋”群体的政治引领，找寻可行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是重要课题。

注：此文为正在进行的百姓雷锋调研活动的发言提纲

2023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