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趋势，就是不确定性中内含的确定性，趋势表征事物发展的方向，体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实践主体“顺势而为”的内在根据。研究与把握学雷锋实践活动发展趋势，对于认清学雷锋活动走向，优化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在完善制度基础上增强自觉性与主动性，推动学雷锋活动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趋势一：由社会动员走向制度安排的机制创新

学雷锋活动的初始阶段，无论是局部地区或领域，还是走向全国之后，都是通过党领导下的各级各类组织动员推动的。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大规模，持续地为雷锋题词，成为非常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与此相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有关雷锋的宣传报道接踵而至，每年的3月5日，成为事实上的“学雷锋纪念日”。各种不同的纪念仪式，促进全社会对雷锋典型的高度认同，有力地推动学雷锋活动全领域全民化覆盖。利用雷锋事迹感召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广泛社会动员，成为当时推进实践活动的主要手段和重要的特点 。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学雷锋活动开始由社会动员向制度性安排转化，体现在与转变社会风气相结合，与加强道德教育相结合，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结合。

1981年1月29日，党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号召，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个单位热烈响应，联合发出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倡议。1983年2月，党中央又批转了中宣部等24各单位联合发出的《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意见》，并于3月30日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这项活动的开展从组织上、领导上得到了保证，逐步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群众性活动，并与“全民文明礼貌月”一道催生了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城市等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的创建活动。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将“五爱”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明确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由此全国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一年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成为继1986年《决议》之后精神文明跨世纪的行动纲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绵延数十年的公民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建章立制操作阶段，主要以两个文件颁布为标志：一是200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二是2004年9月由中央文明委颁布的《全国城市测评体系》，以及随后以此为标准，开展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表彰系列活动。

在改革开放剧烈社会变革时期，新旧规则嬗变，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公民道德进步的重要前提。2014年新春伊始，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式公布，2014年3月，党中央领导提出著名论断，“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将学雷锋活动纳入核心价值观构建与培育的战略布局。2018年宪法修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从而为践行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在学雷锋活动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必然提到日程。2011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学雷锋”常态化的要求。201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提出九大常态化项目弘扬雷锋精神。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对于新形势下感悟雷锋时代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围绕树立常态化的主动性自觉性意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展常态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来，学雷锋活动始终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与推动。然而进一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动因、手段和特征，不难看出，大体上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学雷锋活动的一般路径，可以概括为是一个从社会动员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强化了内生动力的过程。

趋势二：从形象塑造走向以理论建设凸显出的固本培元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建设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在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伴而生。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涌入，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过时论”“超前论”“告别崇高”等质疑、否定学雷锋活动的杂音出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实践证明，思想是否正确总是同理论指导是否正确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源于理论的混乱。思想方法是否对头、认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着一定的理论观点和理论素养的制约。学雷锋活动要排除干扰，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摸准时代的脉搏，加强学雷锋理论建设，固本培元，准确把握雷锋精神本质属性和内涵，找准雷锋精神与时代的契合点。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1989年3月3日，两个在全国学雷锋活动具有特殊地位的中共抚顺市委与长沙市委共同举办“抚顺·长沙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同年11月，《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

军地分别举办理论研讨会，是对历时二十多年之久的学雷锋活动开始梳理经验，进行理论建设固本培元的重要标志。以此为开端，学雷锋活动从初期的宣传动员阶段——雷锋形象塑造——进入到雷锋精神理论建设固本培元阶段。军地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围绕新时期学雷锋的必要性紧迫性、本质与实践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有力回击各种错误观点，廓清了迷雾，对全国各地学雷锋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

此后，学雷锋的理论建设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90年2月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为期3天的“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同年2月26日至31日，北京、大连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联合召开了“学雷锋理论研讨会”。而抚顺和长沙两市时隔一年再次联合发起，在抚顺市召开了“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理论研讨会”（2月25日至27日），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40个大中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共青团中央主办，抚顺团市委承办的“全国雷锋精神论辩大赛”（1989年9月），是全国范围内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围绕学雷锋若干理论与认识问题，采用正反方论辩形式进行的研讨活动。不同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大交锋，反映了当代青年观察认识雷锋精神时代价值的新视角，澄清了学雷锋活动中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对当时的学雷锋理论建设与实践活动产生积极作用。

学雷锋理论建设的视域随着形势发展向广度深度扩展，由雷锋形象的塑造到雷锋精神的抽象提炼；由雷锋事迹的宣传到雷锋精神时代价值的阐释，由学雷锋活动的历史梳理到总结学雷锋活动发展规律，痛击了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对雷锋等英模的诋毁抹黑，坚持和捍卫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学雷锋光荣传统。关于雷锋及其精神的研究呈现出全面系统化、时代化、多元化等特点。

学雷锋理论建设，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组织和阵地建设，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以抚顺为例，1990年2月21日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雷锋理论研究协会。2005年组建全国第一个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办了《雷锋精神研究》理论性杂志。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学雷锋常态化要求，党的十八大将学雷锋常态化写进政治报告，学雷锋理论建设进入新境界，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经典雷锋精神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抚顺和湖南相继成立雷锋学院，为学雷锋活动半个多世纪宏大叙事的续写和推进书写了新的篇章，打开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崭新窗口。学雷锋理论建设的活跃，反作用于实践，推进学雷锋活动实践在更高水平开展。

趋势三：学雷锋与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

学雷锋活动与志愿服务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新问题。学雷锋活动早于志愿服务，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经几代人薪火相传，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文化。志愿服务起源于19 世纪 80 年代的欧美，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起。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采用国际社会对公益活动的通用表述“志愿服务”。

对于学雷锋活动与志愿服务发展关系的明确论述，最早见于2008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国的志愿服务作为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生事物，是长期开展的学雷锋活动的发展和延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独特优势。”明确了学雷锋活动与志愿服务源与流的关系，我国的志愿服务一开始就和学雷锋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并列，成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载体。2013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学雷锋志愿服务”新概念，开始出现在党的文献中，以此为开端，在实践层面推动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的融合与一体化。

党中央领导多次谈到学雷锋和志愿服务，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回信和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都在结尾点睛之处，强调“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表明学雷锋与志愿服务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学雷锋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时代化，志愿服务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

学雷锋与志愿服务两者的辩证关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给予深刻的阐述。 《纲要》在推动道德实践养成问题上，专列一节用精炼的196 个字阐述学两者关系。 这一条，先后三次提到“学雷锋”“志愿服务”，字斟句酌将“学雷锋”与“志愿服务”，“雷锋精神”与“志愿精神”用一个“和”字连接并列，科学揭示学雷锋和志愿服务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两者次序摆布上，将“学雷锋”列在前，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学雷锋不仅源起上在前，而且在序列上处于高阶，学雷锋关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培育一代新人的战略性、方向性的社会实践，最终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志愿服务是在学雷锋战略统御下具体层面的实践载体和具体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一系列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对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作了升级换代的顶层设计，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新的时代征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有本质区别的发展道路。

主要体现在，其一、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构建。 坚定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为人民服务为目标的三个原则，确保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沿着正确道路行稳致远。其二、从国家制度层面、法律法规层面对志愿服务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中央文明委、中央文明办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实施意见》《社区志愿服务方案》《志愿服务条例》等一系列的重要文件，为学雷锋志愿服务的持续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政策保障、法律保障。 其三、全社会的志愿服务意识不断加强，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人员构成更加多元; 从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到群众自发建立起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力量日趋活跃。学雷锋志愿服务这个能量场的磁场效应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中国正走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今日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崛起。从新中国培育的“雷锋精神”的丰厚底蕴，经历新时期“志愿服务”传承雷锋精神的鲜活实践，到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的科学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文化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趋势四：由传统实践活动渗透融入社会治理深层结构

一般意义上的学雷锋活动是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以青少年为重点，以社会志愿服务为载体进行的各种群众性实践。基本形式有走向社会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和立足本职岗位学雷锋两种。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雷锋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超越了原来的定义与范围，逐渐渗透融入社会治理的深层结构。上个世纪90年代用雷锋精神建校育人模式的成熟，是这种融入的开端。1990年3月12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转发雷锋小学《坚持用雷锋精神培育“四有”新人》经验材料的通知，向全国推广抚顺雷锋小学坚持在校园开展学雷锋活动的经验。其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为雷锋小学题写校名、题字，各地纷纷创办雷锋学校，涌现出上百所雷锋学校。雷锋学校起初是在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的一种形式，随着创新实践的深入，雷锋精神融入贯彻到学校各项工作，渗透全过程，成为一种特色教育模式。雷锋学校为“立德树人”方针的形成确立，积累了丰富可靠的经验，成为“立德树人”一个重要的具有经典性的样本。

2010年，抚顺供电公司实施的“雷锋工程”，是将雷锋精神融入公司治理方方面面，最终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创新实践。“雷锋工程”提炼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做事、用雷锋精神做强企业”“三做理念”公司哲学，把雷锋精神精髓与企业实际结合凝练成“八个一”即“一颗心”“一股劲”“一缕风”“一片情”“一把尺”“一颗钉”“一滴水”“一头牛”切入公司管理各个分层，涵盖公司党建、增效提质、服务、安全、学习型组织、团队协作、廉洁纪律等全领域和全过程，效果显著。中宣部高度肯定“雷锋工程”并向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势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向世界宣示“中国之治”的成就与担当的同时，学雷锋活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呈现全面化，加速度的特征。学雷锋实践找准新时代历史站位，将半个多世纪积累的成熟经验与“中国之治”结合，在文化支撑、全面融入、善治诸多方面发力。

“中国之治”本质上是“善治”。从学雷锋活动发展历史来看，人们把学雷锋激发起来的热情，转化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行动，是一种“善行”。党政各级组织精心安排，持续推进学雷锋活动，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增强“获得感”“幸福感”，是“执政为民”的“善政”。新时代学雷锋实践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大事，彰显国家治理的价值底色，成为一种“善治”。

“雷锋城”如同“太阳城”一样，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且富有创意的城区发展模式。它是由抚顺和长沙高新区两个雷锋家乡先后提出的。两地客观分析自身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功能，构建了一整套把雷锋精神做为城区发展的价值引领和文化支撑，融入城区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设想与路径，以此为杠杆撬动城区的能级跃迁，把城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地的城市样板。

把这种战略构想更为落地的举措，是抚顺望花区的“雷锋社区”与长沙高新区的“雷锋街道”建设。他们用雷锋精神统御基层街道社区工作，创造了网格化教育管理、党员家庭代办站等形式，雷锋精神的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刚性措施，打通为街道社区居民和驻区机构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们，感受到充满雷锋文化的理性秩序与感性的获得感。可见，“善治”作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就是使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协同治理。

学雷锋实践活动融入社会治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得到充分显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体力量是学雷锋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内容是各种志愿服务项目，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实现人人尽力、人人共享，提升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率，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实现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文化认同发展目的同时，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特色学雷锋志愿服务在“中国之治”中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

趋势五：从“百年树人”到“立德树人”螺旋式上升

梳理近60年向雷锋同志学习实践活动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它始终围绕培育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班人这一主题和主线展开，在指导思想上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育人思想。1963 年 10 月8 日，在学雷锋活动开展半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中，明确指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新人的口号，是‘百年树人’的大计。”

这个对学雷锋活动的终极价值论断，一条红线贯穿学雷锋活动各个历史时期。从我们党培育的欧阳海、王杰、焦裕禄、蒋筑英、罗健夫、李俊甲、朱伯儒、张海迪等雷锋式的先进人物涌现，到中央文明委连续推出郭明义、庄仕华和孙茂芳三位当代雷锋典型，以及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中国好人评选。从“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做80年代的新雷锋”到“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我们党批判清除历史虚无主义，消除对雷锋精神过度世俗化解释倾向，持续强化学雷锋活动育人的根本目的，在更高的政治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围绕“培育时代新人”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做了重要安排。诸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进一步健全”。《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少先队工作意见》等等。

2020年10月26日，教育部答复《关于“雷锋精神进校园”的提案》的函件中，明确“教育部将组织义务教育各学科教材修订工作，支持更多反映雷锋精神的读物进入学校，继续深入研究、弘扬雷锋精神；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 加强平台建设，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积极推进雷锋精神进校园；继续完善考评激励体系，确保雷锋精神进校园能够长期落实。”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学雷锋活动与培育时代新人紧密结合，以“为何要培养时代新人”、“为谁培养时代新人”以及“怎样培养时代新人”这三条主线推进，形成完整的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培养时代新人思想体系，实践体系。它是立足当代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现实，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学雷锋活动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坚持和发展，赋予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以“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全新的主体内容和时代特色。

作者简介：

翟元斌 雷锋杂志社雷锋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抚顺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始所长、雷锋杂志创办人之一。 长期从事雷锋精神理论研究、传播和实践创新。著有《学雷锋向导》《雷锋从这里走来》等专著，开拓雷锋文化问题研究，发表《雷锋文化新视野》等百余篇论文，多次接受央视央广访谈